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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从“‘梁启超式’的输入” 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

来源:[db:来源] 编辑:admin 时间:2017-07-31
  瞿林东先生指出:“‘学术话语体系’是有关学术思想、研究理念与方法、范畴或概念的运用及关于研究内容的解说,以至于文字表述的风格和特点等几个方面的结合。因此,所谓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一时代的学术面貌和学术走向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探讨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则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既有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与中西学术之间的交流、碰撞密切相关,始终存在着如何将外来的理论、方法、范畴、概念与中国历史及史学相结合的问题。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必定要求建立自主性的史学话语体系。从20世纪初梁启超等援用西学构建新史学话语体系,到三四十年代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等以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为理论架构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再到旨在彰显中国经验、中国历史特点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表征着经过一个多世纪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超越了对西方学术的简单引进与仿效,力图在吸收传统史学优秀遗产与借鉴国外史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一、西方学术的输入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转换
  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人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试图通过改造学术以推动社会变革,救亡图存,因而大量地输入西方学术,这被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就史学而言,学者们普遍感到旨在为帝王“资治”的传统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期望通过“史学革命”,实现传统史学的现代转换。于是,凭藉“‘梁启超式’的输入”所引进的西方学术理念、概念、范畴等思想资源,史学界开始了新的话语体系的建构。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借助从西方输入的新历史观———进化史观与新的概念如国家、国民、群、社会等倡导“史学革命”,重新界定历史研究的对象、目的和宗旨。他指出:“历史者,叙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修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在他看来,历史应是国家之史而不是朝廷之史,是民史而非君史,是社会群体之史而非个人之史,旨在通过对群体活动的叙述,揭示人类社会进化法则,以激励国民的爱国情感。国家、群、国民、社会等术语成为梁启超反思传统史学,创立新史学的概念工具。凭藉这一概念工具,他在新的意义上厘清了历史是什么。在梁启超的倡导下,史学界迅速形成了新史学思潮。于是,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式微,新的史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之后,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又援用西方“科学方法”,倡导所谓历史的态度、怀疑的精神,以及扩充新工具以扩展新史料,进一步从方法论方面发展与完善新史学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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