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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从“‘梁启超式’的输入” 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2)

来源:[db:来源] 编辑:admin 时间:2017-07-31

  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始于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是倡导以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先驱。完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与《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这一理论架构,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农民起义、阶级斗争等概念、术语,建构了“把中国历史贯串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从经济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的变化,以人民群众为历史的创造者,将阶级分析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政治关怀,是这一话语体系的鲜明特点。20世纪5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唯物史观的普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史学界的主导话语体系。这一时期,史学研究者通过对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史、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的形成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与研究,进一步强化与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
  有学者指出:“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中国学术话语与西方学术话语不断碰撞和融合的历史,就是中国学人力图通过学习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以求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历史。”作为中国学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在近现代的发展也是如此。新史学话语体系在其建构过程中,所凭藉的主要是外来的学术资源。这反映在史学实践中,就是以西方史学为标准评价中国史学和诠释中国历史,中国传统史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梁启超曾指出:“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20世纪初,对传统史学的这种认识几乎成为学者的共识,中国“无史”说盛极一时。正如有学者所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以革命为旗帜,在主观上是要截断传统而另起炉灶,事实上也是如此,它基本上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传统史学无缘,它的出现只能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的中断”。然而,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各种史学模式与中国历史实际不免方枘圆凿。只有将这些外来的理论、方法与中国历史与史学的实际相结合,新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当梁启超从“史学革命”进入到“史之改造”阶段时,就一改全盘移植西学话语、彻底否定传统史学的做法,将西方“科学的史学方法”与中国史学遗产融会贯通,而这正是梁启超引入西学进行“史之改造”成功的关键。有学者指出,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普受瞩目,历久未衰,便是能将西方史学与国史知识熔铸一炉,这项成就迄今仍罕与伦比”。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也通过将西方的“科学方法”与中国史学固有的治学方法尤其是清代考据学对接,从方法论上会通中西史学。胡适的努力颇为成功,“胡氏与其说用西洋的思想来整理‘国学’———其实只是广义的史学,不如说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的方法来部勒它,来涂饰它”。由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将胡适所引进的科学方法与中国古代疑古辨伪思想、乾嘉考据方法相结合,考证古书以辨古史真伪。傅斯年则将兰克语言考据学与中国传统的传信存疑态度和辨别史料方法相贯通,形成其史料观与考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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