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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从“‘梁启超式’的输入” 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6)

来源:[db:来源] 编辑:admin 时间:2017-07-31

  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西学的影响下实现的,“我们是按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认识的”。进入21世纪,西方史学尤其是美国“中国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已从理论、模式、方法深入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假如已经过去的20世纪90年代是‘国学’的十年,那么近十年则可说是‘西方中国学’的十年,这是新世纪史学界发生的最明显变化”。这十年来,中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大多是由美国“中国学”输入的,研究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美国中国学家开启的。面对史学界的这种自我迷失,有学者指出,“跟着西方史学的方向走,我们的史学将永远用西方的‘品牌’,而无法有自己的‘品牌’”。“走自己的路”,才是“中国史学的前途”。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就是为了中国史学走自己的路,并建立自己的学术“品牌”。如果说外来史学的中国化旨在克服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等弊病以及注经式的学风,避免将中国历史西洋化,那么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则力图立足于中国史学自身发展,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建构自己的史学研究范式,从而使中国史学由边缘到中心,逐步掌握史学领域的话语权。摆脱对西方学术的依赖,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中国问题意识的史学话语体系,让世界倾听中国史学的声音,这是自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经历百余年的探索之后,中国史学对自己所提出的发展目标。对于如何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瞿林东先生的探索富有启迪意义。瞿林东先生指出史学工作者须“在重视唯物史观和史学遗产的前提下,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心胸和气度,借鉴和吸收外国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所提供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用以充实和丰富以至于融入中国史学话语的当代体系”。这是从为学宗旨、思想资料与走向世界等方面阐述了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则、方向。
  20世纪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完成了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依赖西方史学模式来表达对历史的认识,缺乏自主性的历史解释体系,是其最大的弊端。而克服这一弊端,确立中国史学的自主性则是建构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既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鲜明的自我意识以及开阔的世界眼光,还需要有自觉的批判意识与创新精神。这里所说的批判意识是指杜绝对任何学术的盲从,不管运用何种历史理论、模式,都必须批判地审视其产生的前提,考量其与中国历史研究的适应度。20世纪初以来,我们曾在反传统、与西方接轨的理念下,将各种外来的理论、方法视为真理,唯洋是崇,或是削足适履,或是以中国历史事实为西方某种理论模式提供例证。在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应避免不加批判地移植外来理论,更不能在与国际接轨的心态下将中国史学变成西方史学的中国版。创新精神则指在发掘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与借鉴国外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从史学实践中提炼出概念、术语、范畴,构建自己的历史解释体系,从而摆脱对西方史学的路径依赖。在这方面,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民族学领域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榜样。费孝通先生在实地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建构了中国的社会学话语体系: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生育制度等。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涉及历史哲学、研究方法、核心概念、范畴与术语等诸方面,也包括言说话语与表述方式。因此,既需要对既有的史学话语体系所遵循的历史哲学进行批判的反思,也需要对现行的概念、范畴、术语进行重构,还需要就言说方式进行反省,可谓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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