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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来源:[db:来源] 编辑:admin 时间:2017-09-11

 

  引言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在宋学特别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下完成的。新民族主义史学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而临生死存亡关头,新史学家群体竭尽心智,继承、发扬宋学与浙东史学的精神,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救亡之路,解决、回答、解释或论证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所遇到的问题,凝聚人心,激发民族精神,为抗战救国、建国构建思想理论,提供智力与精神支撑,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史学。这一新型史学或又被称为“抗战史学”、“爱国主义史学”,然观察这一史学的渊源与前后演变的关系,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较为确切。新民族主义史学由清末民初新史学演变而来,形成并发展于抗战时期,是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史学家极度忧患、悲愤、困苦、耻辱,于是纷纷投身学术抗战,从全民抗战的实际出发,发掘民族传统文化,构筑民族精神长城,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鲜明的、突出的时代与民族特点的史学。

  一、民初新史家重新发现浙东史学与宋学

  清末,社会危机四伏,学人受新学尤其是进化论的影响,倡导新史学,借史学救世济民。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旧史学,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以史学叙述人类群体进化,求其公理公例,视史学为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称其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用新史学激发国民的爱国心,树立民族自信心,重塑民族精神。梁启超批判旧史学,建设新史学,都是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为基础的,即回顾、总结中国史学二千多年的发展,从而提出自己的“新史学”构想。1926年他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进一步明确提出“史学史”的作法。

  清末民初新史学的建设是从中国史学史研究方而开始的,而且又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是中国史学在近代史上的又一次觉醒。受梁启超的影响,姚名达于1927年就曾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史学史》。1928年何炳松也“很想立志去述一部‘中国史学史”’①。梁启超由史学史研究,重新发现了章学诚的学术价值;章学诚为清代浙东史学的代表,何炳松又由章学诚重新发现了南宋浙东史学的精神,并由浙东史学追溯北宋“宋学”。他说:“研究中国史学史,北宋以前的一段是比较简单而容易,南宋以来的一段却就茫无头绪了。因此他就先去研究南宋末年浙东诸家的学说,同时并亦研究程朱陆三家的学说。”

  发现“南宋以后,我国的学术思想还是有三个系统:由佛家思想脱胎出来的陆九渊一派心学,由道家思想脱胎出来的朱熹一派道学,和承继儒家正宗思想而转入史学研究的程颐一派……程颐一派的学说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于是他得出看法:“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要研究浙东学术史,必须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因此,何炳松于1932年9月著成《浙东学派溯源》一书。指出:“著者因为要追溯浙东学术的渊源,发现了一件程氏为浙东开山始祖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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